风灾霜旱
庆元四年，饶州盛夏中，时雨频降，六七月之间未尝请祷，农家水车龙具，倚之于壁，父老以为所未见，指期西成有秋，当倍常岁，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余干、安仁乃于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盖苗根及心，◆虫生之，茎干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谓蠢贼也。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多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两项。”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案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予因记元祐五年苏公守杭日，与宰相吕汲公书，论浙西灾伤曰：“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争言无灾，或有灾而不甚损。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闭拒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苏公及此，可谓仁人之言。岂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谓风灾、所谓早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