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德(指事物的本质属性)是内部所具有的。得是从外部得到的。《老子》中说的“上德不德”,是说具有上德人的精神不游移在自身之外。精神不游移在外,自身的内在本质就能保全。自身的内在本质保全就叫做“德”。“德”是得之于自身的。凡是德,都是以无爲来积聚,以无欲来成就,以不思虑来得到安定。以不使用来得到巩固的。如果有爲有欲,德就游移在外而没有归宿;德游移在外没有归宿。就不完全了。如果使用它,思虑它,德就不能巩固;不巩固,就没有功效;没有功效是由于自以爲有德,自以爲有德,就没有德。不自以爲有德,就保有了德。所以《老子》上说,“上德是无爲而又是无所爲的。”

  推崇无爲、无思作爲虚的原因。是说人的心意不受任何制约。那种不懂得道术的人,故意用无爲、无思来表现虚的的人,他的心意常不忘记虚,这就是被虚所牵制了。所谓虚。是说他的心意不被任何东西所牵制。如今被虚所牵制,就不是虚。真心做到虚的人。在对待无爲上,不把无爲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不把无爲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就虚了;虚了,德就充实。德充实了就叫做上德。所以《老子》上说:“上德是无爲而又是无所爲的。”

  “仁”是说内心自然而然地爱人;是说喜欢别人得到幸福,而不喜欢别人遭到祸害;是出自内心抑制不住的感情,并不是爲了求得别人的报答。所以《老子》上说:“上仁有所表现,不是爲了表现而表现的。”

  “义”是指君臣上下的关系,父子贵贱的差别,知心朋友的交接,亲疏内外的分别。臣子事奉君主适度,下边依恋上边适度,儿子侍候父亲适度,卑贱敬奉尊贵适度,知心朋友互相帮助适度,亲近的人爲内、疏远的人爲外适度。所谓义就是说处理各种人关系很适宜,适宜的纔去做。所以《老子》上说:“最高的义(上义)表现出来,是爲了表现而表现的。

  “礼”是体现内心感情的,是各种义有条理的表现,是用来规定君和臣、父和子之间的关系的,是表明贵和贱、贤和不肖之间的区别的。内心怀着某种感情而不能表达,所以用疾趋、卑拜等动作来表达心意;心裡着实有所爱慕,人家不瞭解,所以用美好动听的言词来加以申述。礼是用来表达内心感情的外部文饰。所以《老子》上说:“礼是用来表达感情的。”凡是人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有所动作,并不知道这种动作就是他自身的礼。一般人的行礼,是用来尊重别人的,所以有时认真,有时马虎,君子的行礼,是爲了自身的需要。爲了自身的需要,所以专心一意地对待它而使它成爲上礼(重要的礼),上礼专心一意而一般人却叁心二意,所以两方面不能相对应;两方面不能相对应,所以《老子》上说:“上礼实行了,却没有人相应。”一般人虽是叁心二意,圣人仍然保持恭敬,一举手一投足都遵守礼,毫不懈怠。所以《老子》上说:“圣人振臂,表示仍然实行礼。”

  “道”是有所积聚而成的,积聚就有功效;德就是道的功效(德是道在具体事物上的体现)。功效是有实际表现的,有实际表现就有光辉;仁就是德的光辉。光辉有它的色泽,色泽有表现它的事情;义就是表现仁的事情。事情有礼的规定,礼是有文采表现的;礼就是义的文采。所以《老子》上说:“失去道之后,就失掉了德;失去德后,就失掉了仁;失去仁之后,就失掉了义;失去义之后,就失掉了礼。”

  礼是内心情感的描绘,文采是内在本质的修饰。君子取得情感而去掉外貌,喜好本质而厌恶文饰。依恃外貌而论定情感,那情感是不好的;等待文饰而论定本质,那本质是衰弱的。拿什麽来论定它们呢?和氏之壁(楚人卞和献给楚王的美玉),不用五色文饰,随侯之珠(古代名珠。相传随侯医治了一条受伤的大蛇,大蛇报恩,衔给他一粒大珠,人们叫随侯之珠),不用金银凋饰。因爲它们的质地最美,别的东西不足以装饰它们,物体需耍装饰后纔能风行的,那它们的质地就是不美的。因此父子之间的礼,淳朴自然而不拘形式,所以说礼是澹薄的。一切事物不能同时旺盛,阴阳的消长就是如此;事理总是正反相互排斥的,盛德就是这样,由此看来,礼节繁缛是内心感情衰竭的表现。既然如此,那麽行礼的人,正是爲了沟通人们朴实的心灵。一般人的行礼,别人有回应就沾沾自喜,没有回应就责备抱怨。如今行礼本应用于沟通人们朴实的心灵,但却给众人提供了相互指责的尺度。这能不发生争执吗?有争执就乱套,所以《老子》上说:“礼是忠、信澹薄的表现,是产生溷乱的祸首。”

  在事物没有出现之前和在事理没有表现出来之前就行动,叫做“前识”(指先于经验的认识)。前识是毫无根据的胡乱猜度。怎样论定它呢?詹何(战国楚人,道家人物)坐着,弟子侍立在旁,这时听见牛在门外叫。弟子说,“这牛是一条黑牛却是白脑门。”詹何说:“是的,是一条黑牛,可白色却在牛角上。”派人去看,果然是条黑牛而用白布裹住牛角。这是用詹何的数术来扰乱众人的心,华而不实,太劳心费神了!所以《老子》上说:“这是道的虚华的表现。”尝试放弃詹子的明察,而使五尺高的愚童子去看,也知道那是条黑牛和白布裹住牛角。所以,以詹子的明察,劳心费神,而后与五尺高的愚童子具有同样的功效,因此说:“这是愚蠢的开端。”所以《老子》上说:“前识是道的虚华的表现,是愚蠢的开端。”

  《老子》中所谓的“大丈夫”,是说他的智慧很高。《老子》中所说的“立身淳厚而不立身轻薄”,是说表现真情实感而去掉外表的礼貌。《老子》中所说的“立身朴实而不立身虚华”,是说必须遵循事理而不胡乱行事。所说的“去掉那个,采取这个”,去掉的是外表的礼貌、胡乱行事而要取得的是遵循事理、喜欢真情实感。所以《老子》上说:“去掉那个,采取这个。”

  人们遇到灾祸,就心裡畏惧;心裡畏惧,就行爲端正;行爲端正,就思虑成熟;思虑成熟,就能懂得事物的法则。行爲端正,就没有祸害,就能享尽天年。懂得事理,就一定成功。享尽天年,就全生而长寿。一定成功,就能富与贵。全寿富贵就叫做福。而福是来原于有祸。所以《老子》上说:“灾祸啊,是幸福所依存的地方。”

  人有了福,就富贵降临;富贵降临,就衣食华美;衣食华美,就生骄心;骄心滋生,就行爲邪恶不正,举动违背常理。行爲邪恶不正,就身死早夭;举动违背常理,办事就不能成功。内有死夭的祸患而外无成功的名声,这是天大的灾祸呀!然而灾祸本是从幸福滋生出来的。所以《老子》上说,幸福啊,是灾祸潜伏的地方。”

  按照事物的法则办事,没有不成功的。大到取得天子的权势和尊严,而小的容易得到卿相将军的赏赐和俸禄。违背事物的法则而轻举妄动者,虽然上有天子、诸侯的权势和尊严,而下有猗顿(春秋末朗鲁国人)、陶朱(即范蠢。春秋末期楚国人,经商致富),卜祝(占卜吉凶的人)的财富,还要失去民众而丧失他的资财。一般人之所以轻易地违背道理而轻举妄动,是由于不懂得祸福转化的道理广大深远像这个样子,所以《老子》明白告诉人们说:“谁知道他的究竞?”

  人没有不想富贵全寿,而未有一个人能幸免于贫贱早死的灾祸的。心裡想富贵全寿,而今天却贫贱早死,这是没有能够达到他所想达到的目的。凡是离开他所想走的路而乱走的,就叫做迷惑,迷惑就不能达到他所想达到的地方了。如今众人不能达到他所想达到的地方,所以《老子》上说:“这就是迷惑。”众人之所以不能达到他所想达到的地方,自开天闢地以来直到今天一直这样。所以《老子》上说:“人们陷入迷途,日子确实已经很久了。”

  所谓品行端正,就是要表裡一致,所谓有节操,一定会爲政而捨生忘死,对资产看得很澹薄。所谓行爲正直,就是行爲公正,出于公心而不偏袒。所谓的荣耀,是指官爵尊贵,

  衣服华丽。现在掌握了道的人,虽然内心和外表都真诚和顺,但并不以此议论困苦堕落的人;虽然能捨生忘死轻视资财,但并不以此侮辱软弱无能的人和耻笑贪利的人,虽然品行端正不结党营私,但并不以此嫌弃行爲不正的人和责怪自私的人;虽然地位尊贵衣着华美,但并不以此藐视卑贱的人和欺侮贫穷的人。这是什麽原故呢?假使失路的人肯于听从熟悉情况人的意见,向懂得的人请教,就不会陷入迷途。现在一般人希望成功却反而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不懂得道理而又不肯去向懂得的人请教和听从能人的意见,而圣人硬要拿他们出的乱子去责备他们,就产生怨恨。一般人多而圣人少,寡不敌众,这是必然的道理。如果一举一动都与天下的人作对,那就不是安全长寿的办法,因此圣人用遵循法度来引导人们。所以《老子》上说:“方正,却不割伤人;有棱角,却不刺伤人;直率,却不放肆;有光彩,却不炫耀。”

  聪明智慧,是天然的,动静思虑,是人爲的。作爲人,要依靠自然生成的视力去看,依靠天的生觉去听,依靠天的智慧去思虑。所以视力用得过度,眼睛就不明;听力用得过度,耳朵就不聪;思虑用得过度,智力就紊乱。眼睛不明,就不能判断黑白之色;耳朵不聪,就不能辨别清浊之声;智力紊乱,就不能分清得失之地。眼睛不能判断黑白之色就叫做盲,耳朵不能辨别清浊之声就叫做聋,心智不能分清得失之地就叫做迷乱。盲就不能躲避白天发现的危险,聋就不能知道雨天雷霍的厉害,迷乱就不能免除人间的法令的惩罚。《老子》书上所谓的“治人”,是说协调动静的节奏,节省思虑的消耗。所谓的“事天”,是说不要极尽听力、视力和智力。假如把听力、视力和智力完全用尽,就劳神太多;劳神太多,盲聋狂乱的祸害就会到来。所以要节省它。节省它,就是耍爱惜它的精神,节省它的智力。所以《老子》上说:“治人事天没有比吝啬更重要的了。”

  一般人的劳神好浮躁,浮躁就消耗多,消耗多就叫做浪费。圣人的劳神平静,平静就消耗少,消耗少就叫做吝啬。吝啬作爲一种办法,它产生于一定的道理。能吝啬,是服从于道理的结果。一般人遭遇患,陷入祸,仍然不知道退身,而不服从道理。圣人虽然还没有看见祸患的徵兆,就虚静无爲地服从于道理,以此叫做“早服。”所以《老子》上说:“实 行吝啬,因此能早服。”

  懂得“治人”的人,他的思虑虚静;懂得“事天”的人,他的七窍通畅。思虑虚静,固有的德就不会离失;七窍通畅,和气就不断地进来。所以《老子》上说:“要不断地积累德。”能叫固有的德不离失,新的和气不断地进来,这就是“早服”。所以《老子》上说:“早服,是说要不断地积累德。”积德然后精神安静,精神安静然后和气增多,和气增多然后计谋得当,计谋得当然后能驾驭万物,能驾驭万物就能轻易战胜敌人。轻易战胜敌人,思想和言论就一定能称雄于世。所以《老子》上说:“无往而不胜。”无往而不胜源于不断地积累德,所以:《老子》上说。“不断地积累德,就能无往而不胜。”轻易战胜敌人,就能统一天下;思想言论一定能称雄于世,民众就能跟从。进可以统一天下,退也可以使民众服从,这种术很深远,那麽一般人就看不出它的始末。看不出它的始末,因此不知道它的究竟。”所以:《老子》上说:“无往而不胜,就没有人能知道它的究竟。

  凡是有国家后来亡国,有身家后来遭殃的,不可以说他能保住他的国家、能保住他的自身。能保住国家,一定能使国家安定;能保住自身,一定能长命百岁;然后可以说是能够保住国家、能够保住他自身的人,必将去实践道。实践了道,他的智慧就一定很深;智慧深了,他的智谋就一定很远大;计谋远大了,众人就看不出他的究竟。只有那种能叫人看不出他事情的究竟,看不出他事情究竟的才能保住其自身、享有其国家。所以《老子》上说:“没有人知道他的究竟。”“没有人知道他的究竟,就可以享有国家。”

  《老子》上所说的“有国之母”,母,就是道说产生于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因爲产生于用来治理国家方法的,所以叫做“保有国家的根本。”用道来与世事周旋的,他的生命就会长久,保持禄位就能久远。所以《老子》上说:“保有国家的根本,可以享国长久。”树木有须根,有主根。主根,就是《老子》书上所说的树根。树根,是树木建立生命的基础;须根,是树木用来维持生命的。德,是人建立生命的基础;禄位,是人用来维持生命的。今人建立在事理上的,保待禄位就能久远,所以《老子》上说:“加深它的须根。”能体会道理的,就能不断地生长,所以《老子》上说:“巩固它的主根。”主根巩固了,就能不断地生长;须根深了,就能活得长久,所以《老子》上说:“加深它的须根,巩固它的主根,是长生久活的道理。”

  技工屡次改变从业就会失去他的功效,力工屡次改变劳作就会丢失他的功效。一个人的劳作,每天每人丢失半天,十天就丢失五个人的功效了。然而屡次变业的,这些人愈多,亏损就愈大了。凡是法令变更了,利害情况也就改变;利害情况改变了,民众从事的工作也就跟着变化;从事的工作有了变化,就叫做变更作业。所以从道理上来看,役使民众却屡次改变他们的作业,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储藏的贵重器物而屡次搬动它们,损坏的就很多;烹煮活鱼却总翻动它们,就会损坏它们的光泽;治理大国却屡次改变法令,民众就会感到痛苦。因此懂得治国的国君把安定看得很重要,法令确立以后,不再轻易变更,所以《老子》上说:“治理大国就像烹调小鱼一样。”

  人在生病时就尊重医生,遇到祸害时就害怕鬼怪。圣人在位时,民众就欲望少,民众欲望少就血气调和行动合法。行爲合法,祸害就少。身体内没有痈肿、黄疸等疾病的危害,身体外没有刑罚诛杀祸患的人,他就会把鬼怪不当回事。所以《老子》上说:“用道来治理天下,鬼就不灵了。”政治清明时代的百姓,不与鬼神相互爲害。所以《老子》上说:“不是鬼不灵了,即使灵,也伤害不了人。”鬼怪使人生病叫做鬼伤害人,人驱除鬼叫做人伤害鬼。百姓违犯法令叫做伤害君主,君主刑杀百姓叫做君主伤害百姓。百姓不违犯法令,那麽君主也不动用刑罚;君主不动用刑罚叫做君主不伤害百姓。所以《老子》上说:“圣人也不伤害百姓。”君主不与百姓相互爲害,人不与鬼相互伤害。所以《老子》上说:“君主与老百姓生两个不相伤。”百姓不敢犯法,君主对内部就不用刑罚,对外部不从事于贪求民众的财物,百姓人丁兴旺,积蓄又很多。百姓人丁兴旺,积蓄很多,就叫做有德。凡所谓作怪,就是丧魂落魄而精神错乱。精神错乱就是无德。鬼不作怪人,人的魂魄就不会离去,魂魄不离去,精神不错乱;精神不错乱,就叫做有德。君主使百姓蓄积很多,鬼也不来扰乱百姓的精神,那麽德都在百姓中了。所以《老子》上说:“两方面互不相伤,德就归于两方面了。”是说那德上下交互兴盛都归于百姓了。

  懂得治国的君主,对外与相邻的敌国没有怨仇,对内有思泽于人民。对外与相邻的敌国没有怨仇,是因爲他对待其他诸侯讲究礼仪。对内有恩泽于人民,是因爲他教人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对待其他诸侯有礼仪,就少有战争发生;教人民努力从事生产,就没有过度的奢侈。马之所以有大用处,是对外供打仗用,对内供淫佚骄奢的需求。今天有道的君主,对外很少用兵打仗,对内禁止过度的奢侈。君主不用马进行战争追逐败敌,民众不用马到处游荡运输物资,所积聚起来的力量只用于农耕。致力于农耕,必将要施肥灌溉。所以《老子》上说:“天下太平,就会使奔跑的马歇下来用马粪施肥。”

  无道的君主,就对内暴虐他的人民,对外侵凌他的邻国。对内暴虐,就把人民的产业搞光;对外侵凌,就屡次挑起战争。人民的产业搞光,牲畜就繁殖的少。战争屡次暴发,士兵就死亡怠尽。牲畜繁殖的少,军马就缺乏;士卒死光,军队就危险。军马缺乏,快生小驹的母马就得出战;军情紧急,君主的近臣也要服役作战了。马,对军队有大用处;郊,是说它离都城近。今天所用来供给军队的都是快下小驹的母马和国君身边的近臣。所以《老子》上说:“天下不太平,军马就在郊外产马驹子了。”

  人有欲望,计算就错乱;计算错乱,就有大欲;有大欲,邪心就会佔上风;邪心佔上风,做事的准则就丧失了;做事的准则丧失了,祸难就产生了。由此看来,祸难产生于邪心,邪心诱发于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可以引起欲望之类的东西,进一步说可以教良民爲奸,退一步说也可以使好人遭祸。奸邪兴起,就向与侵害削弱国君。灾祸的到来,人民就多被伤害。这麽说来,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向上侵害削弱国君,向下伤害人民。向上侵害削弱国君,向下伤害人民的人,是犯了大罪过。所以《老子》上说:“祸患没有比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东西了。”因此,圣人不受五色的引诱,不沉溺于声乐;英明的君主轻视珍贵的玩物,抛弃过分华丽的东西。

  人身不长羽毛,不穿衣就不能御寒。上不连天而下不着地,拿肠胃做根本,不吃东西就活不成;因此免不了有想要得利的心理。想要得利的心理不破除,那就是人自身的忧患。所以圣人穿衣足以御寒,吃东西足以充飢,就无优无虑了。一般人则不这样,大到诸侯,上至积存千金的财主,他们想要得利的心理不能破除。犯轻罪有赦免的,犯死罪有活下来的,现在一些不知足的人的忧愁,却一辈子不得解脱。所以《老子》上说:“祸害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

  所以想要得利甚于忧愁,忧愁就难免生病;生病就智慧衰弱;智慧衰弱,就背离准则;背离准则,就轻举妄动;轻举妄动,祸害就到来;祸害到来,就内心被疾病缠绕;内心被疾病缠绕,病痛就侵扰外表;病痛侵扰外表,痛苦就集聚于肠胃之间;痛苦积聚于肠胃之间,伤害人就惨痛。惨痛就退步自责,退步自责产生于想要得利。所以《老子》上说:“罪责没有比贪利更惨痛的了。”

  道是万物自然而然形成的那个东西,是万理的总汇合。理是构成万物的条理性的东西。道是万物所以构成的原因和根据。所以说:道是能使万物条理化的东西。物各有自己的理,不会相互侵扰;物各有自己的理不互相侵扰,所以理成爲万物的制约的力量。万物的理各不相同,而道完全汇合了万物的理,所以道不能不随着具体事物而变化;由于不得不变化;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由于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因此死生之气都从它那裡承受,所有智慧都从它那裡吸取。万事万物都从它那裡来。天得道纔能高高在上,地得道纔能蕴藏万物,北斗星得道纔能建立它的威势,日月得道纔能永放光芒,五行(金、木、水、火、土)得道纔能水远固定它们的位置,众星得道纔能端正它们的运行,四时(春、夏、秋、冬)得道纔能控制变化的节气。轩辕(黄帝)得道纔能专断四方,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得道纔能与天地同寿,圣人得道纔能製定礼乐制度。道,在尧、舜身上体现爲智慧,在接舆(春秋末期楚国的狂士)身上体现爲兴盛。以爲它近吧,却在极远的地方;以爲它远吧,又常在身边;以爲它昏暗吧。又很亮堂;以爲它亮堂吧,却又很昏暗。它的功效形成天地,它的酝酿在爲雷霆,宇庙间的万物都靠着它生成。道的实情,不製作,不显形,柔弱和顺,随时变化,与万物之理相适应。万物得道就能生;万事得道既能失败,也能成功。道如同水一样,溺水的人喝多了就会死,口喝的人喝得适量就可以活;也如剑戟一样,愚蠢的人拿来行凶泄愤就会闯祸,聪明的人拿来除暴安良就会造福。所以说,因得道而死,因得道而生,因得道而失败,因得道而成功。

  人罕见活象,而得到了死象的骨骼,依照死象骨骼的模样来想那活象的样子。所以人们据以意想的东西都叫做“象”。今天道虽然听不到看不见,圣人根据它所显现的功效来推知它的行象。所以《老子》上说:“道是没有显露形状的形状,没有具体事物的物象。”

  理就是万物的方圆、短长、粗细、坚脆的区别,因此理确定以后事物纔可能得到说明。所以确定的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有衰。万物的有存有亡,忽死忽生,先盛而衰的,不能叫做常(永恆),只有那和天地的开闢一起产生,到天地消散仍然不死不衰的纔叫做“常”(永恆)。所谓(永恆),是说没有变化,没有定理。没有定理,不处在固定的某一点上,因此无法说明。圣人观察到“常”的玄虚,依照它的普通运行的法则,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道”,然而却可以说。所以《老子》上说:“道如能用话说得出来,就不是永恆的道了。”

  人生从开始而以死结束。开始叫做生,结束叫做死。所以《老子》上说:“这是出生入死。”人的身上有叁百六十个部件,四肢,九窍是其中的重要部件。四肢和九窍的总数是十叁件,这十叁个部件的一动一静都属于生存的范围。属叫做类,所以说:“属于生存一类的,有十叁件。等到人死后,这十叁个部件都反过来属于死亡的一边,属于死亡一类的也有十叁件。所以《老子》上说:“属于生存一类的有十叁件,属于死亡一类的也有十叁件。”人民生息不止,而活着人的本来就要动,动的过头就要受损害;动而不停止,就是损害不止 。损害不止,生命就耗尽了;生命耗尽了,就叫做死。那麽这十叁件都成了不断走向死亡的条件了。所以《老子》上说:“人活着,活着就要动,动了就要走向死亡,都是通过十叁件。”

  因此,圣人爱惜精神而重视置身安静。不爱惜精神,不重视置身安静,这比野牛、老虎的祸害要大得多。野牛、老虎都有一定的活动区域,出人是有时间的。避开它们的活动区域,观察它们出没的时间,就能免遭野牛、老虎的祸害了。百姓只知道野牛、老虎有爪有角,却不知道世间万物都有爪有角,不能免于万物的祸害。拿什麽来论証它呢?时雨降下汇集在一起,旷野显得闲适安静。却在黄昏和清晨跋山涉水,那麽风和露水的爪和牙就会侵害他。居住在乡里不检点,憎爱没有准绳,那麽争斗的爪和角就会毒害他。贪欲无限,动静不加以节制,那麽痈疽的爪和角就会毒害他。好耍个人小聪明而弃道理于不顾,那麽法网的爪和角就会吞噬他。野牛、老虎有它们的活动区域,万种祸害都有它们的根源,如果避开野牛、老虎活动的区域,堵塞祸害的根源,就可以避免各种祸害。凡是兵器和盔甲,都是用来防备祸害的。重视自己生命的人,虽然进入军队中,却没有忿怒争斗的心,没有忿怒争斗的心,就不需用防备祸害的措施。这不单是说野战之军。圣人在世上。没有害人的心,就一定没有人来害他;没有人来害,就不用提防别人。所以《老子》上说:“在陆地上行走,遇不上野牛、老虎。”进山不带防备祸害的器械,所以《老子》上说:“进入军队中不预备盔甲和兵器。”远离各种祸害,所以《老子》上说:“野牛没有地方用它的角,老虎没有地方用它的爪,兵器没有地方用它的利刃。”不用防备,必然无害,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体验自然的道理,所以《老子》上说:“就不会陷于死亡的境地。”活动而不会接近死地。叫做“善于养生。”

  疼爱孩子的人慈爱自己的孩子,重视生命的人爱惜自己的身子,爱惜功劳的人,积极从事工作。慈母对幼小的孩子,想方设法给他幸福,就要用力爲他除掉祸害;用力爲他除掉祸害,就思虑精熟;思虑精熟,就能获得事情的道理;获得事情的道理,就一定能够成功;一定成功,行动起来就不迟疑;不迟疑就叫做勇敢。圣人对待各种事情,都像慈母爲幼小的孩子考虑一佯,所以看到了一定要实行的道理。看见了一定要实行的道理就是明智,他干什麽事也不迟疑;不迟疑就叫做勇敢。不迟疑生于慈爱,所以《老子》上说:“慈爱,所以能勇敢。”

  周公姬旦说:“冬天裡冰封地冻若不坚固,那麽夏天树木的生长也不茂盛。”天地不能经常浪费和消耗,更何况于人呢?所以万物必定有盛和衰,万事必定有弛有张,国家必定有文有武,官府办事必定有赏有罚。因此聪明的人节俭度日就能家财富有,圣人珍视精神就能精力旺盛,人君不轻易用兵打仗就会人多势众,人多势众国土就会广大。所以《老子》上称道说:“节俭,所以能宽馀。”

  凡物体有形状的容易剪裁,容易分割。拿什麽来証明它呢?有形状,就有短有长;有短长,就有小有大;有小大,就有方有圆;有方圆,就有坚有脆;有坚脆,就有轻有重;有轻有重,就有黑有白。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叫做事物的道理。道理确定事物就容易分割,所以在朝廷裡议事,后发言人的主张(因参考了前面的意见)就能够成立,善于权衡于各种议论的人是懂得这点的。所以要想画成方圆而遵循规矩(画圆画方的工具),那麽一切事情的功效就都显现出来。万物都有它的“规矩”,出谋划策的人,就要考虑如何合于“规矩”。圣人什麽事都遵循万物的“规矩”。所以《老子》上说:“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事情就没有做不好的,功业就没有不能建立的,而议论必将盖过当代,要想不处在重要位置上,这可能吗?重在重要的职位上,就叫做是办事的首长。所以《老子》上说:“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爲办事的首长。”

  慈爱孩子的人不敢断绝衣食,爱惜自己身子的人不敢背离法令制度,爱画方圆的人不敢丢掉规矩。所以遇到战事能爱惜士兵和下级军宫,就能战胜敌人;爱惜器械,就可以固守城池。所以《老子》上说:“慈,用于战争,就能取胜;用于防御,就能守固。”能够保全自己而完全遵循自然法则的思想,所以天下的道都通过这种思想反映出来。假如用慈爱来保卫它,那事情必然万无一失,措施也无不妥当,也就可以称之爲宝了。所以《老子》上说:“我有叁件宝(指慈、俭、不敢爲天下先),常握而珍重之。”

  《老子》书中所说的“大道”,是指的正道。所说的外形上的“施”,是指的邪道。所谓把小路当成大路看待,是因爲这小路精美华丽。而所谓精美华丽的小路,也就是邪道的一部分。宵衙很脏,是因诉讼桉件繁多。诉讼桉件繁多,就田地荒芜,田地荒芜;就粮仓空虚;粮仓空虚,国家就贫穷;国家贫穷,民俗就淫佚奢侈;民俗淫佚奢侈,衣食之业就断绝;衣食之业断绝,老百姓就不能不想办法装饰巧诈;装饰巧诈就知道漂亮打扮;知道漂亮打扮就叫做从事于漂亮的打扮。诉讼的桉件繁多,粮仓空虚,而又让淫佚奢侈形成风俗,那麽国家受到的伤害就像用锋利的剑刺它一样。所以《老子》上说:“佩带着锋利的剑。”以上那些装饰巧诈以至于伤害国家的人,他们个人家一定富有;个人家一定富有,所以《老子》上说:“财货有馀。”国家有像这样子的,那愚蠢的百姓不能不想办法来彷傚它;彷傚了它,就会产生小盗贼。由此看来,大奸兴起就小盗跟随,大奸唱了小盗就起来附和。竽是各种乐器都跟着附和。现在大奸起来了,庸人就跟着唱;庸人唱了,小盗贼必然起而附和。所以《老子》上说:“从事于漂亮的打扮,佩带着利剑,饭食充足,财物有馀的人,就叫做强盗头子。”

  人不论是愚蠢还是聪明,没有不有所追求和有所抛弃。人在清心寡欲和和平安闲的时候,没有不知道祸福从何而来的。爲好恶所支配,爲奢侈的东西所支配,而后引起思想变化。所以这样的原因,是被外物引诱,被珍贵的玩物打乱。清心寡欲就能有取捨的准则,平澹安闲就懂得对祸福进行估计,而现在有珍贵的玩物打动他,外界的事物引诱他;引诱他就跟着走,所以《老子》上就叫做“拔”。至于圣人却不是这样:他牢固地确立取捨标准,虽然看到喜欢的东西,也不会被引诱。不会被引诱,就叫做“不拔”。圣人的情性专一,虽然有引起欲望一类的东西,但精神却不爲所动。精神不爲所动就叫“不脱”。做人子孙的人,体会这个道理来守护宗庙,宗庙香火不灭,《老子》上就叫做“祭礼不断绝。”身体以积累精气爲德,家庭以积蓄财产爲德,乡国和天下以保养民众爲德。现在勤于修治自身而外界事物不能扰乱他的精神,所以《老子》上说:“(将圣人做人的原则)贯彻到自身,他的德就真实了。”所谓真实,就是守护得很牢固。

  治理家庭,没有用的东西不能改变他的计划,就会资产有馀,所以《老子》上说:“贯彻到家庭,他的德就有馀。”治理乡里的人实行了这一条,那赢馀就更多了。所以《老子》上说:“贯彻到国家,他的德就丰盛。”统治天下的实现了这一条。民众的生存没有不受到恩惠的,所以《老子》上说:“贯彻到天下,他的德就普及广大。”修身的人拿这项原则来区别君子小人,治理乡里,治裡国家以至统治天下的人各自用这一项目来对照观察,生长和损耗,那就万无一失。所以《老子》上说:“用自身来观察自身,用家庭来观察家庭,用乡里来观察乡里,用国家来观察国家,用天下来观察天下。我凭什麽知道天下是这样呢?就用的这个原则。

  
韩非喻老 原文
  天下有道,无急患,则曰静,遽传不用。故曰:“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攻击不休,相守数年不已,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归。故曰:“戎马生于郊。”

  翟人有献丰狐、玄豹之皮于晋文公。文公受客皮而叹曰:“此以皮之美自为罪。”夫治国者以名号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与地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

  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赵不已,韩、魏反之,军败晋阳,身死高梁之东,遂卒被分,漆其首以为溲器。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

  虞君欲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不听宫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惨于欲得。”

  邦以存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可也。不以欲自害,则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为足矣。”

  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归而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汉间之地,沙石之处。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唯孙叔敖独在。此不以其邦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绝。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孙叔敖之谓也。

  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故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故曰:“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也”。邦者,人君之辎重也。主父生传其邦,此离其辎重者也,故虽有代、云中之乐,超然已无赵矣。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主父之谓也。

  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矣。简公失之于田成,晋公失之于六卿,而上亡身死。故曰:“鱼不可脱于深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则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处小弱而重自卑,谓“损弱胜强也。”

  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故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步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

  昔晋公子重耳出亡,过郑,郑君不礼。叔瞻谏曰:“此贤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积德。”郑君不听。叔瞻又谏曰:“不厚待之,不若杀之,无令有后患。”郑君又不听。及公子返晋邦,举兵伐郑,大破之,取八城焉。晋献公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而伐虢,大夫宫之奇谏曰:“不可。脣亡而齿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晋灭虢,明日虞必随之亡。”虞君不听,受其璧而假之道。晋已取虢,还,反灭虞。此二臣者皆争于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则叔瞻、宫之奇亦虞、虢之扁鹊也,而二君不听,故郑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谋也。”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砲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擒纣于牧野。故曰:“守柔曰强。”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圣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无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用。”子罕曰:“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是以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

  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事者,为也;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箧。此世之所过也,而王寿复之,是学不学也。故曰:“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叁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叁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之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

  空窍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中无主,则祸福虽如丘山,无从识之。故曰:“不出于户,可以知天下;不窥于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离其实也。

  赵襄主学御于王子于期,俄而与于期逐,叁易马而叁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

  白公胜虑乱,罢朝,倒杖而策锐贯颐,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故曰:“其出弥远者,其智弥少。”此言智周乎远,则所遗在近也。是以圣人无常行也。能并智,故曰:“不行而知。”能并视,故曰:“不见而明。”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

  楚庄王莅政叁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叁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叁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楚庄王欲伐越,杜子谏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乱兵弱。”庄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跷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子夏见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对曰:“战胜,故肥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癯。今先王之义胜,故肥。”是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费仲来求,因予之。是胶鬲贤而费仲无道也。周恶贤者之得志也,故予费仲。文王举太公于渭滨者,贵之也;而资费仲玉版者,是爱之也。故曰:“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谓要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