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予未第时，未尝作诗余。天顺己卯赴会试，梦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题，予为一阙与之。既觉，犹记其半云：“一片白云，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风，苍松积雨，此是怡情处。”及下第归，读书海宁寺，僧文公出《白云窝卷》求题，宛如梦中。癸未会试，尝梦人赠诗云：“一篙春水到底浑，入指不见波涛痕，霹雳为我开天门。”至期，贡院火，盖术家有“霹雳火”之名，而“到底浑”，“不见痕”，如其兆矣。成化癸巳，初入职方，梦访李阁老，题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听，骑马夜还家。”戊戌在武库时，梦为小词云：“风剪剪，花枝偃，铃索一声惊卧犬。可人期不来，半窗明月珠帘卷。”乙巳居忧时，梦为一诗云：“海中种珊瑚，远意为儿女。十年失采掇，一枝遽如许。”俱未解其何谓也。
郊坛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坛壝，每岁祭天，凡四举，如祈谷、大雩之类，皆不合祭。惟冬至合祭天地，三年一举耳。本朝无北郊，每岁孟春，天地合祭于南郊，名天地坛。坛上又有大祀殿，以为行礼之处。闻议礼之初，高皇以义起之，儒臣莫能夺也。宋朝最多名臣硕儒，而其制礼亦多难晓。如祭天于圜丘，而从以五方之帝，则凡本乎天者无不在矣。又有所谓感生帝之祭，感生，谓如以火德王，则祀赤帝也。祭地于方泽，而从以岳镇海渎，则凡丽乎地者无不在矣。又有所谓神州地祇之祭，即京畿土地也。程子尝言，既祭社，则城隍不当祭。不知于此等大处，何独无议论，抑尝有之而莫能回邪。
尝读《召南》，至《野有死麇》一诗，以其类淫奔而疑之。然以晦庵先生之所传注，不敢妄生异议也。近观王鲁斋《二南相配图》，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盖鲁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召南》之《甘棠》，为后人思召伯而作。《何彼秾矣》为《王风》之错简，《野有死麇》为淫诗，皆不足以与此。其大意以为今诗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其所删者容或有存于里巷浮薄之口，汉儒取以补亡耳，于是配以为图。其见亦卓矣。使鲁斋生于晦庵之时，得与商确，能不是其言乎？《甘棠》、《阿彼麇矣》二篇，则非予识所能到也。
医书言瘦人骤肥，肥人骤瘦，皆不久。同年薛为学登进士时，体甚肥，及为御史，忽尔瘦削。未几，公干郧阳，一疾而殁。闻殁时，身躯缩小如十余岁小儿。此尤可异也。
徐州百步洪、吕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巉岩，水势湍急，最为险恶。正统间，漕运参将汤节建议于洪旁造闸积水，以避其险。闸成而不能行，遂废。成化六年，工部主事郭升凿百步外洪，翻船石三百余块，又凿洪中河道，累石修砌外洪堤岸一百三十余丈，高一丈。八年，主事谢敬修砌吕梁上洪堤岸三十六丈，阔九尺，高五尺；下洪堤岸长三十五丈，阔一丈四尺，高五尺。二十一年，主事费瑄修砌吕梁上下牵缆路若干丈，皆便民美迹。而三人皆遭谤议，遂至坎坷。盖志于功名者，多不避小嫌；无所建立者，辄生妒忌，当道者不能察，则辄信不疑，而废弃及之。知巧者遂有所惩，而因循岁月，虽有当为之事，一切逊避，以免谤议矣。呜呼，仕道之难如此夫！
王忠肃公翱，一日入内府，主事某从至左掖门，附名。主事书云：“吏部尚书王，主事某入。”忠肃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邪？君前臣名，汝不闻乎！”使书名而入，立候东阁下。主事在左顺门旁，与一旧识内竖谈笑自若，公遥见之，呼主事问曰：“曾读《论语·乡党篇》否？”主事以曾读对，公曰：“‘过位，色勃如也’，如何说？此地岂是你嬉笑之所，后生如此轻薄邪？”盖奉天门御榻在焉，左顺去奉天不远，故忠肃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肃之谥，可无愧矣。
宪宗皇帝受终日，英宗遗言“免用宫嫔殉葬”。此最盛德事。故宪宗宾天，亦有命不用，遵先训也。於戏！英宗一言，前足以杜历代之踵袭，后足以立万世之法程。自《黄鸟》兴衰之后，仅见此耳，岂非不世出之明君哉。
宋朝臣寮受恩典者，皆上表谢恩。凡上尊官皆用启，故当时有《王公四六语》、《四六嘉话》等书，大率骈丽之文、褒谄之语，其于治体无补。本朝表笺，皆有官降定式。惟每科状元率诸进士《谢恩表》及公侯伯初封《谢恩表》，出自临时撰文。上朝廷封事谓之奏，上亲王谓之启，亦皆直陈其事，不用四六体。是以文臣文集中，无作启者。去华就实，存质损文，亦士习一变也。前代公移多繁文，洪武初，亦有颁降芟繁体式。职方掌边务，覆奏封事颇多，事必引援经史，断以大义，比诸司章奏，稍涉文墨，盖故事因袭如此。至何行宜掌司时，一奏之中，引经大半，而处置事体处，反欠精神。人颇厌之。予窃以为边方有事，只须斟酌事体，非卖弄文学时也。故凡覆奏本，止是就事论事，不急繁文，一切损之。惟本部有所建明，及评议议事条件，应引经史者，略引为证，庶使词理简明，尽对君之体。闻天顺间，职方奏内引《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一兵书抹去“乃其有备”四字，云：“何用如许字？”该司云：“此经句，不可去也。”兵书以轻薄叱之。诸司闻之，以为笑谈。
车字昌遮切者，韵书云“舆轮之总名”。今观凡器之运转者，皆谓之车，则车字有转运之义。如桔槔汲水曰“车水辘轳”，挽舟过堰曰“车坝”，纺纱具曰“纺车”，飏谷具曰“风车”，缫丝具曰“缫车”，圬者敛绳具曰“线车”，漆工漉漆具曰“漆车”，规工曰“车旋”，皆以其有机轴能运转也。至于�钟驼咴弧坝统怠保�梳工制梳、骨角工制簪亦皆曰“车”，此未可晓。
兵部选官后，武选司官必于内府贴黄。所贴有内黄、外黄，旧官、新官，各有黄簿。每官一员名下，注写功升世次，会同尚宝监、尚宝司、兵科官于奉天门，请用御宝钤记。外黄，印绶监收掌；内黄，送内库铜柜中收贮。后遇袭替官选簿迷失者，与赴内府查外黄。外黄可验则已；如或不明，查内黄。其慎重如此。今军职多不知自重，如在京卫所官犯罪备招送武选查例发落者，无日无之，往往有罪大恶极非人所为者。故予尝谓不观贴黄用宝，不知军职之所以重；不观法司招议，不知军职之所以轻。
成化末年，患京师多盗，兵部尚书余公议欲大索京城内外居民。予尝以曹参告后相狱市并容之说止之，公不听。语人曰：“陆郎中，书本子秀才耳。”乃奏差科道部属等官五十员，分投街巷，望门审验。时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无引者，辄以为盗，悉送系兵司马。一二日间，监房不能容，都市店肆佣工，皆闻风匿避，至闭门罢市者累日。骚扰之谤，渐闻禁中，公始悔之。早朝时，途中有抛击甓石者，公益惧。乃促毕事，第令五兵马司造册复命而止。徒尔扰下，无补于治也。一日，公语刘时雍云：“陆郎中向以曹参事止我，我尝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诚有见，后人莫能出其范围也。”
南方寺观及人家庭院中，多种芭蕉，但可资观美而已，实无所用。或以其叶代荷叶，衬蒸面食。然妇人有症瘕及血气病者，感其气则益甚，是亦不可用也。闻猪瘟者，以其根饲之；鱼泛者，以其剉投池中则已。未之试也。
荞麦之荞，韵书无之，《本草》有之，盖宋人所增耳。《道藏》中有《药石尔雅》一卷，乃唐元和间梅彪所集诸药隐名，以粟、黍、荞、豆、麦为五芽，则此字之来亦久矣。
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数事。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洪武钱，民间全不行。予幼时尝见有之，今复不见一文，盖销毁为器矣。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直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洪武韵》分并《唐韵》，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笔画而已。至于作诗，无间朝野，仍用《唐韵》。
江西一游士善异术，上官多礼貌之。按察某副使独不信，术士欲自见，请以术为戏，许之。乃剪纸为二刀，作法戏之，二刀即飞起，交舞于前，冉冉近副使，副使端坐不动。俄而扑其面，副使以袖拂之。术士乃收刀而去，但见副使双眉已削去矣。遣人捕治，不知所之。闻之姜恒頫进士使江西云然。
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方贽均两浙杂税，贽悉令亩出一斗。使还，责擅减税额。贽以为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两浙既为王民，岂宜复循伪国之法？上从其说。故亩税一斗者，自方贽始。福建犹循旧额，盖当时无人论列，遂为定式。贽寻除右司谏，终于京东转运。有子五：皋、准、覃、巩、罕，准之子为丞相，其他亦多显，岂惠民之泽欤？出《绍兴志》。
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者，下体虚奓，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宪宗朝，未尝轻杀人，末年杀二人，于人心最痛快。游民王臣者，以幻术游贵戚之门，尝从太监王敬江南公干，所过需索财物，括掠玩器及诸珍怪之物，不胜骚扰。事发弃市，传首枭于苏州等处。百户韦瑛者，尝为太监汪直羽翼，生事害人，人皆怨之。直败，调任口外，然其害人之心未已也。尝掩捕百姓十余人，械送京师告变，上命会官鞫之，则皆诬也。盖瑛媒蘖其状，欲藉此以立功耳，反坐弃市，枭首于其掩捕之地。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士大夫有志于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绝之。
俞汉远，上虞人，能诗画。尝膺保举寓京师时，吏部郭尚书知其能画，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见而不可得，子何独不住？”汉远曰：“吾以应荐而来，今往为之画，使他日得美除，人将谓以画得之。”卒不往。后卒旅邸，贫无所蓄，乡人裒金为敛之。近有钟钦礼者，亦上虞人，善画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画，辄以此傲人。无何，依托官府声势，诈取人财。事露，问发充军。间有持其画奉予者，予曰：“屋壁虽陋，不挂赚金贼画也。”古人看书画，一要师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虽工亦减价矣。吾乡张节之先生见人收蓄黄廉使翰草书，即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笔迹！”其疾恶如此。
杭州府每岁春秋祭先圣及社稷、山川二坛，皆布政司官主之。如先圣固天下之所尊，而二坛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内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统十一府，却只作所治处一府祭主。此等礼制，颇有窒碍。不知当时儒臣议礼，何以虑不及此？
《大明一统志》，即景泰间修而未成者，天顺间始成之。初修时，学士钱原溥为副总裁，尝欲志户口。而李文达以户口户部自有数，虑伤繁而止。按：《周礼》“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是民数朝廷之所重也。苟在所当志，何伤繁之虑邪？如以此为户部有数而不志，则内外文武诸司之设，吏、兵二部有数；学校、寺观，礼部有数，皆将不必志邪？文达既自用，而彭、吕诸公又皆务为简重，不相可否。故此书之成，不但户口之登耗无征而已。
浙江各府、县，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大率规制如一；在各县者，按察分司多宏敞整丽，布政分司多狭隘朴陋。初疑按察能纠察，官吏贪污者，惧致罪而然。后至各府、县，遍览志书，见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间，布政分司，至正统七年以后始有之，乃得究知其所以然。盖国初纠察诸司，谳审庶狱，在内从各道监察御史，在外从按察司官处分。其时御史建员未广，有事则奉命而出，事竣即还，巡按亦未有专官。故按察之官，职专而权重。今分巡官各有印章，此可见矣。其后分遣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体势由是始轻，且御史所至，更无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分司既创于经画官府之初，则广狭丰俭得以如意为之，故其规制多宽广。又以御史所寓，礼宜致隆，故有司以时修饰，而华美中度。布政司职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至宣德、正统以来，添官稍多，始议置分司，且其地率多即官府弃地为之，故规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临，不过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而修葺怠焉。此盖理势使然，非有意而优劣之。故虚心观理则理无不烛，疑心待人则人鲜无过。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今府、謁、县《戒石铭》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本蜀主孟昶藋作。全文二十四句，本名《令箴》。宋太宗爱之，摘此四句以刻石，更今名耳。近见绍兴察院石刻，高宗题其下云“近见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云云。后有端明殿学士左朝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权参加政事权邦彦、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吕颐浩等跋语，以为五代之余，遗民赤子，新去汤火。太宗皇帝哀矜抚绥，寄在守令，乃发大训，垂诸庭石云云。高宗暨其臣皆直以为太宗所自作，误矣。昶全文二十四句，详见《蜀志》并《史学指南》。
幼尝入神祠，见所塑部从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画花鸟云龙之状。初不喻其故，近于温、台等处见国初有为雕青事发充军者，因询问雕青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绣，即古所谓文身也。元时，豪侠子弟皆务为此。两臂股皆刺龙凤花草，以繁细者为胜。洪武中，禁例严重，自此无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见，即文身像也。闻古之文身，始于岛夷。盖其人常入水为生，文其身以辟水怪耳。声教所暨之民，以此相尚，而伤残体肤，自比岛夷，何哉？禁之诚是也。由是观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严明，无有不可易者。彼以为民俗在所当顺，或以为政事当先所急，而不为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尝闻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处草青，故曰青冢。朱温弑唐昭宗于椒兰殿前，血渍地处，今生赤草。岳武穆坟树枝皆南向。前二事皆不可见，后坟尝往拜谒，南枝之树，乃亲见焉。
唐选法：试而铨，铨而注，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为甲，上于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乃上闻，主者受旨奉行，各给以符，谓之告身。乃如告身非诰敕，即今文凭类也。尝于南京吏部见国初新选官，皆给黄纸印本符一通，疑即告身之遗意。文凭，乃后来所更定，主意在关防奸伪耳。故到任即缴上之。
《曹娥碑》，后汉上虞令度尚字持中立，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撰。蔡邕题其阴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古碑已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请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越州军州事蔡六重书。碑在今庙中，又有后人临邕八字，其石方三尺许，已破裂不全。世传曹操与杨修读碑阴八字，未达，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斩之。或谓操未尝至越，安得此事？窃意操所谓读，非必庙中之碑，殆榻本流传它处者耳。其言修以是被斩，则非也。盖修素与曹植相善，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魏武甚怒之。既虑终始之变，以修素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之。注谓以交构赐死，是也。语在《陈思王传》。观此，则修之死非为读碑明矣。
莫月鼎像，吴门省鉴沈文明写。其自赞云：“雷霆散吏，间应世缘。若造此道，先天后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赞。”此像今在予家。曾伯祖讳可山，当元季之乱，弃家为道士，尝从月鼎学五雷符水法，遍游江湖，后归老，殁太仓长生道院，此像之所自来也。月鼎，本湖州人，殁于苏州。《苏湖志》皆载其事。宋学士景濂尝为立传，予近装潢成轴，备书二郡志所载及宋传于上，以为家藏云。
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磨，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毕，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与。
毗陵翟、颜二生素交厚，每相会，辄谈及国事。一日，颜书其所志以示翟，言颇不谨。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已执之为奇货矣。后颜登第，为京职，翟每从假贷，即应之弗吝。人以颜为仗义，而不知为其制也。一书记辛稼轩帅淮时，陈同甫往谒之，与谈天下事。稼轩酒酣，言“钱塘非帝王之居。断牛头之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之水，满城皆鱼鳖。”同甫夜料稼轩酒醒必悔，必杀己以灭口，乃逃去。月余，致书稼轩，假十万缗以济贫，稼轩如数与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许甚重，其亦为此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