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菽园杂记》偶得———兼论有关事项

  作者:庄天山

  《菽园杂记》是流传于十五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中期的一部笔记集,明代陸容(1436-1494)撰。

  陸容,字文量,号式斋,江苏太仓人,与张泰、陸齐名,当时号称“娄东三凤”。成化二年(1466)进士,曾授南京主事,迁兵部职方郎中,终居浙江参政。《明史》列入“文苑传”。

  《菽园杂记》的特色,据《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参证。旁及谈谐杂志,皆並列简编”。稍后于陸容的王鍪(字济之,1450-1524),在罢相归吴时,常对其门人提及此书,並称“本朝记事家,当以陸文量《菽园杂记》为第一”(见《菽园杂记序》),说明这本书的内容有相当可靠的参考价值。本文录其中三条,其中二条与闽南文化有关,另一条带有与普通传统观念有很大差异的观点,颇有新意,值得一议。

  一、 关于秦雪梅守望门寡並“断机教子”成名,和商辂为侍妾的遗腹子一事秦雪梅守望门寡一事见于闽南梨园戏《雪梅教子》一折,此折係闽南小梨园一出相当著名的单折戏,民间家喻户晓,其宣扬的思想内容影响也相当大。戏中七首插曲在南音中也颇受青睐。尤其现在闽南民间仍在流传的“十三个月雪梅歌”至解放初更是妇孺皆能歌。

  这出戏不知起于何时,目前也仅见于闽南小梨园,其他省的地方剧种均未曾见。其来历也无从稽考。但据清初泉州安溪人李光地(1642-1718)的《古乐经传》,一书,中曾提到秦雪梅“少时见土戏于断机教子”,说明这出戏至迟在明末已经存在。梨园下南老戏还有“商辂”一出,似是这出戏的延续,但也不知出于何典,又小梨园与下南老戏是彼此不相干的两个戏种,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据闽南民间传说,秦雪梅係明代中前期秦太师小姐,妙龄时许配官家后裔,士人商霖,秦家要求商霖须取得功名后才得完婚。商霖得知雪梅才貌双全,想思成疾,渐至沉疴。雪梅遣婢爱玉探视,並服侍商霖,未几,商霖殒世,而爱玉已怀孕,生下商辂,雪梅乃请于其父,自愿入商家守望门寡。此后教子成名,商辂三元及第,为她立贞节牌坊。《雪梅教子》似是根据此传说整编而成。尽管其中内容是在突出“教子”,但对雪梅自愿入商门守寡和爱玉生商辂却都有明确的交待。下面是晋江小梨园剧团剧目工作组,据刘仕鑑、王文芳的口述材料,于1963年校订的关于《雪梅教子》剧本中,有关以上问题的几段唱词和唸曰:①[正旦(雪梅)唱]:“年少青春,青春守节,来在商门,扶助独强,独守孤帏,松柏青春。”[白]:“阮(我)自入商门守节,光阴似箭,转眼过了十余年是呢。”[唱]:“心坚如铁石,至死无差誓柏舟。”[白]“阮当初卜(要)来商门守节,也曾禀过我爹得知,我爹也有话说,说:子(儿),子(儿),你卜去商门守节也是,我也不敢强你,但恐放言移志,守节二字自古难得。我即当天立誓,只(此)去商门守节,若不坚,尸体不周全,阮尸体都不周全。”[唱]“松柏立天涯,立心所望,望卜流传阮名字,立心所望,望卜青史流传,添阮名字。”

  这一段说明雪梅自愿入商门守寡,与民间传说合。另一段有:

  [贴旦(爱玉)白]“辂兮过来,辂兮,你是谁生的”。

  [生(商辂)白]:“阮婆(祖母)共(同)我说,说叫是母你生的。”[贴白]:“哼!禽兽,你那卜(若要)是阮生的,你娘来咱厝做乜(什么),你外公当朝宰相,今是欠伊食还是欠伊穿,你娘来咱厝做乜?那你娘来咱厝做乜?”[唱]:“伊不爱陶朱富贵,甘守清玉,甘守清玉,卜来守节义。”[白]:“辂兮,卜论你娘为夫守节,世间也都罕有。”

  这一段说明商辂是婢爱玉所生,商辂祖母早已明对商辂说破,爱玉为维护雪梅身份和声誉,勉强再骗商辂,其实商辂和观众心中也都很明白。

  这一段也与民间传说吻合。

  那么,秦雪梅是否真有其人?

  《明史》“商辂传”没有涉及商辂(1414-1487)的出身,“列女传”也没有秦雪梅其人,实际上终明一代的列女中,根本没有一个秦姓。《明史》係清雍正四年(1726)以张廷玉为总裁编订的,而“列传”、包括“列女传”也均係张廷玉编写的,如果秦雪梅果有其人其事———守望门寡而教子成名,张廷玉是决不可能不收入“列女传”的,因为商辂是明代唯一个三元及第、二度拜相主持内阁的大官,在明代以至历代的宰辅中颇有名气,如此重要的人物,如果真是其青年寡母严教才成名的,且有皇帝为她立贞节坊,本身又是太师小姐,张廷玉置若罔闻是说不通的。另外,查《明史》“列传”,在商辂之前至商辂时代的大官僚,姓秦的只有秦綋一人,而秦綋(1426-1505)是景秦二年(1451)的进士,年龄倒比商辂小12岁,中进士也比商辂迟6年,根本不可能是商辂的外祖父,至于他有没有姑辈,《明史》没有交待。

  看来秦雪梅很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或者是从别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人物。流传于清代后期的小说《七世夫妻》(记包括秦雪梅与商霖在内的7对有名无实的夫妻,如孟姜女与范杞梁、王昭君与汉元帝、梁山伯与祝英台、郭华郎与王月英……等)所叙述的内容情节与闽南民间传说大致相同,很可能是出于同一源。作者有意识地创造一个严格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大家闺秀,她渴望得到人生真挚的爱情,又力图以守贞节、立牌坊、教子成名流芳千古来节制自己的矛盾人物,实际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不管怎样,秦雪梅的故事在闽南一带渊源流长,影响极大,其年青守节教子成名更是旧社会闽南地方宣扬推崇的典范。

  不过《雪梅教子》一出,集中体现是在“教子”上,内容尚可借鉴,至于“十三月雪梅歌”一集,则集中宣扬其“守节”,请看其排头“引子”的一段““唱出只(此)歌分恁(你们)听,雪梅做人真端正,甘心为君守清节,人流传,好名声,请恁列位注意听,着(应该)学雪梅只路行,不倘(可)学人讨契兄(偷汉子),无翁(夫)婿,生子歹名声。

  一望而知是在强调“守清节”,突出要求妇女必须遵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实在不可为训:

  但是,必须指出雪梅青年守寡、教子成名一事,在闽南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农村,已经根深蒂固,都被当成是真人真事的历史事实而深信不疑。这在无形中增加了本属虚构故事的感染力,而揭开这个故事虚构性的正是陆容的《菽园杂记》。

  在《菽园杂记》中,我们发现这样一段记载:

  “商文毅公辂,父为府吏;生时,知府遥见吏舍有光,迹之,非火也。翌旦,问群吏家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异之,语其父云:‘此子必贵,宜善摆之。’后为举子,浙江乡试,礼部会试、廷试皆第一,景泰间仕至兵部侍郎兼春坊大学士,入内阁……。”

  据此段,则商辂生时,其父尚健在,由此可证,秦雪梅並没有守望门寡,即商辂非遗腹子。又商辂之父,即传说中的商霖,也显然不是官家后裔,而是府吏,由此可以推知,秦雪梅必非太师小姐,因门户不相当。陆容仅小商辂22岁,属同时代人,所载当是实在可靠,这段记载澄清闽南一带300多年来对秦雪梅和商辂其人其事的误传。证明至迟是明代后期人的伪造。一当然,我们不能就因此否定《雪梅教子》这出戏的主题的教育意义。即戏中插曲所引用的典故,如《啟公婆》②中的“痴媳妇,再(那里)学得三迁孟母。”《听见闺房》②中的“机头断,费了前功。”《孙不肖》②中的“玉不琢、不成器”。等仍可借鉴。况且戏归戏,史实归史实,戏不能要求都要依照历史事实。我们写这段是希望借陆容的记载,冲淡削弱长期笼罩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封建伦理和道德观念,证明它是后人的创造,不是历史事实。並无否定《雪梅教子》这出戏的意思。

  二、妈祖宜称天妃还是天后

  福建莆田湄州妈祖,据考证,确有其人,姓林是大家公认,名默,则尚有异议。其生卒年代———960-987———也未确证。这里要议的是根据《菽园杂记》的说法,其封号应如何选择才算正确。

  据诸家考证③④妈祖生时是巫女,传说她能御席渡海,甚至能驾云遨游海岛,且能予测天气,予告出海的吉凶,于是被时人称为“神女”或“龙女”。又传说她殁后常显灵于海上,援助渔民,海商,于是被誉为“海上女神”,简称“海神”。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首封为“灵惠妃。”“助顺显卫英烈嘉应协正慈济善庆妃。”南宋资料中又称“圣妃”(如《圣妃灵著录》)。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首次封“天妃”。明太祖洪武中又改封“圣妃”。但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又称“天妃”。《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版画卷》存有郑和下西洋船队图象———《天妃经》卷首插图。据称,图刻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是跟郑和下西洋的僧人胜慧在临终前命其弟子刻印的,声称刻印的目的是“彰扬海神天妃佑护下西洋的功德,並祈求保佑新的远航平安顺利。⑤又郑和在江苏太仓所立的《通番事迹之记》碑中也有“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可见明成祖时妈祖仍称“天妃”清康熙22年(1683)仍封“普济天妃。”次年(1684)由于靖海侯施琅率兵攻灭台湾郑氏政权,奏请于康熙,乃晋封“天后”。

  从上面妈祖的封号来看,自北宋始至清康熙22年多次封妃(至少5次以上),而以“天妃”延续最长,封号最多次,所以至今全国尚存许多天妃宫。这显然是天妃的“官阶”比其它的“妃”为高的缘故。至于“天后”,是康熙,也是她最后的一次封号。由于“后”又比“妃”高一级,所以近世一些地方,为提高马祖的身份,都相继改称“天后”。泉州天后宫,直至解放初市人仍称天妃宫,天后宫也是近年才改的。

  然而笔者以为改称天后,不如仍称天妃合理。

  按古代体例,妇女为神,一般称“神女”,前面说过,妈祖就称过神女,(又如“汉江神女”),或称“夫人”,(如陈靖姑封“奇仕夫人”)。或称“圣母”,(清代也曾称妈祖为“天上圣母”)。何以马祖历代更多都封她称她为“妃”?《菽园杂记》有一段记载:

  “天妃之名,其来久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为妃。然则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时,莆田林氏女有灵于江海,人称‘天妃’,此正犹称岐伯、张道陵为‘天师’,极其尊崇之辞耳。或云:水阴类,故凡水神,皆塑妇人像,而拟以名人,如湘江以舜妃鼓堆以尧后,盖世俗不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象求之,而谬为此也。”

  这里陆容捞出“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为妃”是水神称“妃”的来历。实际直至现在,世人仍常呼“皇天后土,”特别遇到不幸的事,如南宋岳飞,在秦桧诬其谋反而逮捕他时,他就呼“皇天后土,可表此心”。⑥旧时俗家坟墓前侧常立一小墓堆,竖碑曰:“后土”,以作为土地神的标志。又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水神,确也称“妃”,如湘江水神称“湘妃”,(即陆容所说的“舜妃”),洛水水神称“宓妃”或“灵妃”,可见陆容所说是有根据的。陆容还认为“天妃”是人们对水神的一种“极其尊崇之辞”,犹如人们对岐伯和张道陵称“天师”一样,而妈祖之所以被称为“天妃”,则是她“有灵于江海中”,又认为水属阴类,故水神皆塑妇人像,笔者同意此论,特别是把天妃看成是水神的最高称号。说明妈祖称天妃不仅是皇帝的特封,而且也是人民自觉地尊崇她作为忠于人民至高无上的保护水神。而这个“帝封”号或“人称”号的核心是“以水为妃”,即妃号是来源于水。所以笔者以为天后固然在官阶上比天妃高一级,但却失去了水神的本质意义。康熙晋封马祖为天后,显然只是从官阶上考虑而未虑及水与妃的关係,这就涉及对康熙这个封号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一些地方,特别是泉州,采取的态度是弃本质而取官阶,笔者以为这是不妥的,实际上同样是这个康熙,他在南巡至杭州时,对西湖十景的名称也曾做过删改,如改“两峰插云”为“双峰插云”改“麯院风荷”为“曲院风荷”,改“雷峰夕照”为“雷峰西照”,改“南屏晚钟”为“南屏晓钟”。但人们是否因他是皇帝就得不分是非曲直,一味盲从遵旨,无原则的照搬了呢?事实并不如此,人们只取他前二个,即改“两”为“双”,改“麯”为“曲”,对后二个则不买他的账,依然称“雷峰夕照”、“南屏晚钟”。前二个确实改得合理。实际前二个确实改得合理,音节上也较原称和谐。而后二个则显然不如原称自然朴实。可见人们是以合理实在为取舍原则,而不是以皇帝的旨意为转移的。

  还有,如果不顾其现实本质,一定要在官阶上做文章,那么唐高宗乾封元年(666)、过被道教尊为教主的李老君庙时,也曾加封李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太上老君都必须改为唐玄宗开元29年(741)还曾下令南京诸州建立玄元皇帝庙,如果定要以皇帝的封号为准则,那么自公元666年起,太上老君都必须改为太上玄元皇帝,而全国各地的老君庙,老君道观也都应改为“玄元皇帝庙”“玄元皇帝观”,泉州的老君岩,自然也须相应地改为“玄元皇帝岩”或“皇帝岩”了。然而实际又並非如此,世人,特别是道教,仍宁愿称李老君为太上老君,而不愿照唐高宗、唐玄宗的封号去称他为玄元皇帝。原因恐怕就是如此一旦尊称反倒失去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本质意义。所以妈祖最好也归还她作为最高水神的称号———天妃。

  三、南宋与金国议和的罪魁是宋高宗还是秦桧,由于议和实际是屈膝投降,只要看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议和成,宋称臣割地赔款,岁奉银绢与金国。便可证明,所以这个问题实际是在追究投降派的主犯是谁的问题。

  这个问题学术界並无多大讨论,但传统观念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就一直一口咬定罪魁是秦桧。至陆容才提出另一个新观点。

  北宋自靖康二年(1127)覆灭,徽、钦二帝被虏北上,赵构南渡临安,建立南宋政权。自他即位起,就一直存在主和和主战二大派的斗争。先前有黄潜善、汪伯彦和李纲、宗泽之争,至秦桧执政,乃全面推进议和,故《宋史》认为:“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盖桧在金廷首倡和议,故挞懒纵之使之也。”(《宋史》“秦桧传”)。这里的“朝廷数遣使”实际就是派使臣与金议和,是高宗早存议和之心,且已见之于行动。但《宋史》以“且守且和”隐约其辞,而把议和的主要责任推给秦桧,说是“实自桧始”。这很容易引起后人的误解。《菽园杂记》对此有一段议论:

  “宋与金人和议,天下后世,专罪秦桧,予尝观之,桧之罪固无所逃,而推原其本,实由高宗怀苟安自全之心,无雪耻复讐之志,桧之奸有以窥之,故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耳。使高宗能如勾践卧薪尝胆,必以复讐雪耻为心,则中原常在梦寐,其于临安偏隅,盖不能一朝居矣。恢复之计,将日不暇作,而何以风景为哉!今杭之聚景、王津等园,云皆始于绍兴间,而孝宗遂以为致养之地。近游报恩寺,后山顶有平旷处,云是高宗快活台遗址。又如西湖吃宋五嫂鱼羹之类,则当时以天下为乐,而君父之讐置之度外矣,和议之罪,岂独归之桧哉!”

  陆容此论是公正有道理的,从封建等级制度的常理说,姑莫论赵构是否懦夫无能,就算他是昏君傀儡,他也是一国之君,是皇帝,在封建社会掌有对国家命运何去何从的最高权力,俗语说:“军兵杀人,罪归主将”,他也难逃对议和负有主要责任。———不过我们还应该以史实说话,才能以理服人。

  陆容认为,南宋与金议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宋高宗“怀苟安自全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他提出此论的二大论点是(1),假使高宗能如春秋时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立志要复仇雪耻,那么恢复中原那怕是在梦寐之中也不会忘却,那里还有闲心偏安于临安,就连一日恐怕也呆不下去。(2)如果高宗以恢复中原为大志,那么策谋恢复的事情必定使他“日不暇给”,那里还有心情出去游山玩水,逛览风光?陆容接着指出,当时杭州的聚景园、玉津园等风景胜地都是高宗绍兴年间创建的,而为孝宗等子孙后代所继承作休养地,特别指出报恩寺后山顶还存有高宗的快活台,和高宗还有兴致到西湖吃宋五嫂的鱼羹。他由此推出高宗当时已经“以天下为乐”,而把“君父之仇置之于度外”。所以不能把议和的罪过统统推给秦桧。

  至于秦桧,陆容认为他固然也难逃罪责,但他是窥知高宗有议和之意,才逢迎高宗的意图,以邀恩宠,虽是奸诈,却是从犯。

  顺便提一下,陆容文中所提到的风景点,在南宋吴自牧著的《梦梁录》中,几乎都可找到:据《梦梁录》记载:聚景园在杭州显应观西斋堂观南,孝宗、光宗、宁宗都常去游览。玉津园在嘉会门外南四里,高宗绍兴四年,金国派使臣来宋贺高宗天都圣节,高宗曾“宴射其中”,后孝宗也赏去临幸游玩。报恩寺载于“城内外寺院”,有吴越钱王所造铁塔。宋五嫂鱼羹铺在钱塘门外,是当时“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之一。可见陆容所举皆有根据。

  又陆容得出这个异于传统观念的结论是在“予赏观之”之后,那么他又是“观之于何处”?当然我们不可能尽知他取材之处,但至少《宋史》是一个主要证据,《宋史?奸臣传》“秦桧传”,有这么一段:

  “绍兴八年(1138)五月,全遣乌陵、思谋等来议和与王伦偕至。六月,思谋等入见(帝),帝愀然謂宰相(秦桧)曰:先帝梓宫果有还朝,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此所以不惮屈已冀和议之速也。桧曰:屈已议和,此人子之孝也,见主卑屈,怀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

  十月,宰执入见,桧独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议和,乞颛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帝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臣预。(赵)鼎力求去,位以少傅出知绍兴府”。

  仅此一段,君臣在屈膝求和上一唱一拍,但主从很分明,高宗托言思早日见太后而“不惮屈已冀和议之速”,秦桧则以屈已议和是“人子之孝”,见主卑屈,怀愤不平是“人臣之忠”附和勉励。高宗以“朕独委卿”,把议和大计独付秦桧策划,秦桧则欲擒故纵,故意以“恐未便”、“恐别有未便”以激固高宗议和之志。又力劝高宗“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以便力排众议,独揽议和大权。但最后还是高宗拍板。绍兴十年(1140)议和成立之前,礼部冯时行召对,言议和不可信,至“引汉高祖分羹为谕”,高宗即以“朕不忍闻颦蹙而起。”(“秦桧传”)桧即刻“谪时行知万州”。又金国使臣来宋,要求所过州县俱“迎以臣礼”,至临安,又“欲帝待以客礼”。韩世忠大愤,凡四上疏力谏,且言“兵势重处,愿以身当之”,又说:“金诏喻江南为名是”暗致陛下归顺之义,此主辱臣死之时,愿效死战以决胜败,如其不克,委曲从之未晚”(“秦桧传”),高宗“一不许”、“再不许”。于是“中朝贤士,相继而去。”如此等等,都说明议和的主意确实出于高宗,秦桧是其得力的助手和主要帮凶。

  其实早在绍兴三年(1133)秦桧执政之前高宗就已正式派使臣与金国议和,可见高宗议和的主意是早就定了的。不过是由于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和金国的猖獗,才逼使他采取“且守且和”的策略。

  但说秦桧只是“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才主张议和,笔者则以为不尽然,照上面《宋史》的记载,确实多少含有此意。但纵观秦桧整个主和的历史过程,其主和的意向,並非他任宰辅之后,窥见高宗有议和之意才“逢迎其君”的。而是他自从行金国之时就已立下此意,他之所以能从金太宗之弟挞懒身边带家眷仆婢回归南宋,正是如前面所提到的“盖桧在金廷首倡和议,故挞懒纵之,使之也”。回归宋廷时,高宗召见,先一日,帝命见宰执,桧首言“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又“首奏所草与挞懒求和书”(“秦桧传”)。所以实际他是金国安插入宋廷的内奸。议和是金国当时的最低要求。

  又绍兴二年(1132),他向高宗再陈二策,坚持以淮河以北割给金国,中原地区归让刘豫,南宋只辖淮南。说明议和是秦桧的一贯主张,未见得是他回宋廷窥见高宗有议和之意才逢迎其君。

  总之,就议和本身说,可以说高宗和秦桧是不谋而合,没有谁蛊惑谁的问题,但从责任上说,高宗应负主要责任,而秦桧则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甚至还应负参与决策的责任。所以陆容说他“罪固无所逃”也是正确的。

  至于何以“天下后世,专罪秦桧”,这也不是没有来由的。秦桧在兜售议和的过程中,耍尽阴谋诡计,卑痞毒辣的手段,他先后为议和而逐赵鼎、竄张浚,特别以“莫项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就已使天下后世愤不能平。为进一步揭露他何以为后人所责怪,要他承担主要责任,我们摘录《宋史》“高宗纪”和“秦桧传”中几则记载,以为佐证,据以上二个“纪”、“传”记载,反对议和的大小官员有名有姓的就有32名(不计赵鼎、张浚、韩世忠和岳飞)。其中殿中侍御史黄龟年是最早(绍兴三年)劾秦桧主议和的,但最后的结果是被司谏“希桧意,劾龟年附丽匪人,晋绅不齿,落职本贯居住。”

  兵部尚书枢密副使王庶以“抵议和,乞诛金使,与桧尤不合,桧尤恨庶”,于是“以故出之”。

  枢密院编修胡铨上疏“请斩桧与王伦以谢天下”。引起“上下汹汹,”桧“谬为解救,卒械送铨,贬昭州”。陈刚中以小书信贺铨,桧大怒,“送刚中吏部,差知赣州安远县,当时安远地恶瘴深,谚语有“龙南安远,一去不转”的说法,意思是去安远必死无疑,刚中果然死于安远。

  冯时行因召对时说“和议不可信”被秦桧谪知万州“寻亦抵罪。”

  礼部侍郎张九成不附议和,“桧诱之曰:且成桧此事,九成曰: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以苟安耳,桧曰:入朝须优游委曲”九成拒绝。秦桧“甚恶之”,把九成谪导邵州,不久,又恐九成议论他什么,令司谏詹大方论九成与宗杲“谤讪朝政谪居南安军。”

  大臣曾开入见秦桧,对秦桧说:“今日当论存亡,不当论安危。”秦桧惊愕,立即把曾开逐出。

  秘书省正宗汪应臣,樊光远,沣州推官韩 ,临安府司户参军毛叔庆皆认为金人叵测,秦桧———加以黜责,而把韩 贬循州。

  仅从以上几条事例,就可见秦桧对反对议和者所采用的手段:或诬其“附丽匪人”而“以故出之”。或先“谬为解救”而“卒械送”或“先诱之”,不成则“谪之”或先“谪之”后“抵罪”。或“逐出之”、或“黜责”而又贬之。中书舍人勾龙如渊附和秦桧,把一切反对议和的言论都诬为“邪说”,抗言于秦桧,说“邪说横起,胡不择台官击之去”?桧遂“奏如渊为御史中丞”。如此种种,道地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极尽奸滑之能事。这就是“天下后世,专罪秦桧”的一大原因。

  绍兴十年(1140),金国果然单方面撕毁盟约。分兵四路入侵南宋。兀术入东京,葛王褎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撤离喝取永兴军。河南诸郡相继沦陷、宋高宗此刻才“大怪,下诏罪状兀术”。议和之说至此已经撤底破产,反议和派的忠言也已完全实现。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主战派奋起抗击,当时的战况是:张俊克毫州、魏胜克海州,岳飞克郾城,且“几获兀术”。张浚战胜于长安,韩世忠胜于泇口镇。诸将所向皆奏捷。高宗此时若有恢复中原之志,理应鼓励诸将乘胜追击,然而这个置国仇家恨于度外,力主议和的昏君,却一任秦桧倒行逆施,在秦桧力主班师的全力鼓动下,“九月,诏岳飞还行在(杨)沂中还镇江,(刘)光世还池州,(刘)锜还太平。”致岳飞闻诏“旗靡辙乱”,而岳飞则“口呿不能合”。于是淮河一带、宁州、蔡州、郑州“复为金人所有”。而秦桧则“以明堂恩封莘国公”。这二个议和头子在投降路线上再一次一唱一拍,弹冠相庆。

  这还不够,请再看下一段:

  绍兴十一年(1141)兀术再次大举入侵,先取寿春,次入庐州。诸将邵隆、王德、关师古连战皆捷,杨沂中战拓,又破之。此时的秦桧再一次倒行逆施,忽然传谕给杨沂中及张浚,令其迅速班师。致韩世忠闻讯“止濠州不进”,刘锜闻讯“弃寿春而归”,而从此,诸将皆不再出兵。秦桧却还嫌不足,认为诸将抗战终归是议和的障碍,于是下决心“尽收诸将兵权”,密奏高宗,召韩进忠、张俊岳飞:大将回朝,名为“论功行赏”,实是缴回他们的兵权。这是最阴险的一招。同年十月,秦桧立即“兴岳飞狱”,十二月杀岳飞于风波亭。“秦桧传”对秦桧何以必欲杀岳飞,只有短短的这么几句:“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但已足说明他的毒辣。

  很清楚,秦桧这个一味屈膝求和,卖国求荣的奸臣,不论主战派如何舍生忘死,取得何等辉煌的大好形势,他都非把它葬送不可。这又是“天下后世专罪秦桧”的另一重要原因。———当然,实际上如果没有高宗这个总后的支持,秦桧是不可能有如此肆无忌惮欲所欲为的,还必须指出,历史正告我们,假使没有主战派给兀术一再重创,兀术是不可能让步签订和约的,南宋也必亡无疑。尔时,高宗、秦桧就连屈膝求和“行屈已之礼”的本钱都没有!

  陆容此论影响到四、五十年后,文徽明(1470-1559)对杀害岳飞的元凶也提出异议。文徽明于嘉靖九年十二月二日,(1530年12月21日)写了一首《满江红》,全文如下: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此词后人刻之于石碑,立于杭州西湖岳王庙,至今犹存。

  文徽明明确指出杀岳飞的元凶是高宗,不是领略高宗的意图秦桧,秦桧也只是领略高宗的意图,而高宗所以要议和,并不是“不念中原蹙”,“不惜徽钦辱”,而是怕“徽钦既还,此身何属”,也就是保皇帝位的问题。因此他宁愿屈膝求和,反“怕中原复”。此说更进一步揭露高宗“无复仇雪耻之志”和“置君父仇于度外。”也一反历来的传统看法,即专罪秦桧。对文徽明此论,我们将另文专题讨论。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郑国权主编:《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二卷“梨园戏?小梨园剧园”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2]《改良御前清曲》.厦门:厦门会文书社印行,民国十八年(1929).

  [3]朱天顺.《妈祖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宋代的传播》.《厦门大学学报》1986,第2期.

  [4]吴幼雄、黄伟民、陈桂炳主编:《泉州史迹研究》第九章“天后宫”.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

  [5]金秋鹏.《迄今发现最早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象资料-〈天妃宫〉卷首插图》。《中国科学技术史料》第21卷,第1期2000,北京.

  [6]《宋史》“列传”第124“岳飞传”.《二十五史》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园面”、卷十三“铺席”,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