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史》有当书之事，本传不载者。武帝时，儿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宽，复用之。宣帝时，张安世尝不快上，所为不可上意。上欲诛之，赵充国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书于宽及安世传，而于刘向、充国传中见之，岂非以二人之贤为讳之邪？韩说能以一言救贤臣于垂死，而不于说传书之，以扬其善，为可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