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魏知古

  魏知古(647―715)陆泽(今河北深县)人。性方直,有才名,弱冠举进士。长安中,历凤阁舍人。神龙初,擢吏部侍郎。睿宗即位,以藩邸故吏,召拜黄门侍郎,迁散骑常侍,同平章事。开元初,改紫微令,终工部尚书。所荐洹水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浣、内率骑曹参军柳泽、密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右补阙封希颜、伊阙尉陈希烈,皆为闻人。宋?尝称曰:“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兼之者,其在魏公。”集七卷,今存诗五首。

金厚载

  【作者小传】: 金厚载,字化光,会昌三年进士第。诗二首。

王履贞

  王履贞,贞元七年登第。诗一首。

顾云

  (公元?年至八九四年)字垂象,池州人。生年不详,卒于唐昭宗乾宁初。风韵详整。与杜荀鹤、殷文圭友善,同肄业九华山,有文名。咸通十五年,(公元八七四年)登进士第,为高骈淮南节度从事。后退居?川,杜门著书。大顺中,与羊昭业、陆希声、钱翊、司空图等预修宣、懿、僖三朝实录。书成,加虞部员外郎。云著作颇夥,有顾氏编遗十卷,苕川总裁十卷,启事一卷,赋二卷,集遗具录十卷,纂新文苑十卷,(均新唐书艺文志)凤策联华三卷,《文献通考》及昭亭杂笔五卷,《宋史艺文志》等并行于世。

陈京

  【作者小传】:陈京,字庆复,陈宣都王叔明五世孙。擢进士第,累迁太常博士,擢右补阙,与赵需、张荐共劾卢杞,终秘书少监。诗一首。

裴光庭

  裴光庭,字连城,生于唐上元三年(678年),卒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绛州闻喜人,裴行俭之子,开元晚期宰相。

  【生平】

  裴光庭幼年丧父,其母库狄氏被武则天召进皇宫为御正(女官名),极受宠信。因此裴光庭被累次提拔,官至太常丞。后来因为是武三思女婿,曾一度受牵累贬官郢州司马,开元初年,升任兵部郎中。

  裴光庭为人沉默寡言,不善交游,初被提拔时,一般人往往认为他不能够胜任。但是,他很快地就由于勤于职守,成绩显著,受到大家的推崇。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准备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中书令张说认为天子东巡,京师空虚,担心西北境外各族趁机入侵,要求加强边防军备,于是召来裴光庭商议布置。裴光庭认为,这样做名与封禅实相悖,大为不妥。张说听罢,十分赞同,于是向唐玄宗奏明,采纳了裴光庭的意见。泰山封禅归来,裴光庭被提升为兵部侍郎。

  开元十七年(729年),裴光庭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又兼任御史大夫。开元十八年(730年),裴光庭又升侍中,兼吏部尚书,弘文馆学士,依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时期,他曾撰写了《瑶山往则》和《维城前轨》各一卷献给唐玄宗。内容虽不详,但从史载“上手制褒美,赐绢五百匹”,并且“令皇太子已下于光顺门与光庭相见,以重其讽诫之意” 来看,不外按照封建伦理标准总结历史经验以供统治者借鉴。同时,他还曾引荐李融、张琪、司马利宾等人入值弘文馆,组织这些人编写《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迄隋朝。并且奏请唐玄宗撰经,“光庭等依左氏之体为之作传”,也得到唐玄宗的赞同和褒奖。不过此书写了好久,后来终于未能完成。

  【影响】

  对唐朝政治影响较大的是他以吏部尚书身份奏请“用循资格”的办法来铨选官员,即“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所谓“选满”,是在其父裴行俭的“长名姓历榜”基础之上,又规定了各类人员经选的限数,“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达到了所定选次尚未任官者,即是“选满”。这种论资排辈的铨选之法一经出笼,“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史载,裴光庭这种主张,是针对先前“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碌者”。 还有一条记载:“时有门下主事阎麟之,为光庭腹心,专知吏部选官,角麟之裁定,光庭随而下笔。时人语曰‘麟之口,光庭手’”。“循资格”办法虽说在两年之后因裴光庭去世而被人奏请废止,但由此可知,裴光庭的为官之道,距乃父披肝胆,历艰险,建功立业的风范已经相去较远;虽说忠恳勤勉,却又循规蹈矩,四平八稳,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形象已经铸成。

  不过,裴光庭处在开元时期唐玄宗尚能有所作为的条件下,所以不断升迁,其政治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如前述东巡封禅之议为一例,这里尚有一例:开元十九年(731年),唐朝应金城公主的请求,书写了《毛诗》、《礼记》、《左传》、《文遣》各一部,准备赠送吐蕃。和书正字于休烈却上表反对。他认为这些经典都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便万不得已,《左传》也坚决要留下来,周为其中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谋”,如果流传出去将是“国之患也”。对于这种愚顽的文化封锁主张,唐玄宗一时也无法定夺,只好诏命中书门下裁议。裴光庭主持了这次会议。对于休烈的主张,裴光庭严辞批驳说:“休烈虽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正因为“西戎不识礼经”,所以才“心昧德义,频负明约,孤背国恩”。他因此坚决主张,吐蕃“所请诗书”,应该“随时给予”,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由于裴光庭之议,唐朝终于决定向吐蕃输出诗书典籍,促进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这个事实,不仅证明裴光庭的政治眼光高于他的同侪一筹,甚至可以看作是这位开元宰相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点贡献。

  裴光庭卒年58岁。唐玄宗曾为他“优制赠太师”,并且“辍朝三日” 以志哀悼。

高鼎

  高鼎,清代后期诗人。字象一,又字拙吾,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高鼎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后,大约在咸丰年间(1851~1861),其人无甚事迹,其诗也多不合那个时代,一般人提到他,只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有名的有关放风筝的《村居》诗。著有《拙吾诗稿》。

徐延寿

  (生卒年月不详),字存永,闽县(福建省福州市)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学者。明诸生,明亡不仕,与许友、陈浚号称“闽中三才子”,名冠一时。有《尺木集》。并曾应同乡中牟知县吴彦芳采辑史料,编纂《中牟县志》。另有唐代诗人徐延寿,江宁人,唐开元间处士。《全唐诗》收其诗三首。

彭端淑

  彭端淑(1699年-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县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卒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清朝官员、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一起被后人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 端淑十岁能文,十二岁入县学,与兄彭端洪、弟彭肇洙、彭遵泗在丹棱萃龙山的紫云寺读书。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

  生平

  彭端淑出生于一个富庶家庭。其祖父彭万昆为明末怀远将军,清初为简州(今四川简阳市)判官。以军功勇著,授四川都督佥事(qiānshì,都督佥事是正二品)。彭端淑的8位叔父,多为举人、知县。他从小聪敏颖异,常受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毋自弃”的教诲,与兄端洪、弟肇洙、遵泗等苦读于翠笼山紫云寺,五六年不曾下过山,得学识渊博的父亲彭?(xún)亲授。还得益于其外祖父、进士出身的夹江名儒王庭诏的教益,长进不小。及入县学,再得合江进士、蜀中制义(八股文)匠手董新策点拨,学业立就。

  雍正四年(1726),彭端淑乡试中举。雍正十一年(1733)与孪生弟弟彭肇洙同榜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乾隆十年(1745)升吏部员外郎,旋迁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充任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的广东肇罗道署察使。

  彭端淑待民宽厚,为官一意为民,常以“清慎”自励。每出巡议事察访,必轻衣减从,“随行不过一二人”,并明令所经各州县一律禁止迎接款待,违者严惩,深得“吏民称歌”。彭端淑断案明决果断,对民间诉讼的误断,无不一一更正,使民相安。初到粤东,遇积案3000余件,他立即调集各州县案卷,会同幕僚开诚布公,明断有声。不一月,全部案结,吏民无不惊佩。又督修省城书院,延请名师月课,亲为指授,士风甫振。彭端淑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而当时的清王朝虽已进入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但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

  乾隆二十六年(1761),彭端淑随船督粤西粮运,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坠水,虽被搭救脱险,但他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感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此时的彭端淑已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有了充分认识,决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辞官归蜀,隐于成都白鹤堂,入锦江书院(今成都石室中学),走上了课士育贤的道路。

  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彭端淑在该院任主讲、院长20年。

  文学成就

  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其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早年曾醉心制义(也称制艺),其制义亦技压蜀中,是继韩琢庵、董新策后唯一能“发虑经旨”的制义大家。甫入京,即以制义名噪京师,深得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的推崇,谓为“不世之才”,“咸推重之”。但制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直到50岁他才挣脱束缚,“诗学魏、文学左史”,文风为之大变。特别是他辞官后,主动与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广大人民的贫困生活,更以无比忧愤的心情,力擎巨笔,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彭端淑后期的作品,题材极为广泛,或忧国忧民,如“忧旱几经旬,农夫心独苦”(《七月十六日》);或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杜鹃行》);或抚时感事,如“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愤”(《忆弟》)。

  彭端淑与其弟彭肇洙、彭遵泗在当时都以文才知名,时称“三彭”。其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其现存作品有《白鹤堂文集》四卷、《雪夜诗谈》二卷、《粤西纪草》一卷、《曹植以下八家诗选》若干卷、《蜀名家诗抄》二卷以及《晚年诗稿》、《碑传集》、《国朝文录》、《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广东通志》等。其中《白鹤堂文集》最为有名,议论小品文《为学一首示子侄》(简称《为学》)即出于本书。

  文学思想

  彭端淑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他鄙夷那些“宴饮登临,往来赠答”之作,极力推崇陶潜(陶渊明)“屏迹躬耕,托意诗酒”和杜甫“抚时感事、爱国忧君”(《与友人论陶杜诗》)的作品。指出杜甫入川后的作品所以能振奋人心,是与他贬官后的陇蜀之行的经历相联系的。“少陵入蜀后,数岁且频移”、“不缘经胜处,焉得发奇思”(《题杜工部入蜀后诗》),又进一步肯定“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题杜工部草堂》)。他这些观点重视了客观事物和外界环境对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指出贤者为诸并非“其初意欲为如是之诗”,而是其思想感情受客观环境的感染,是感情喷发而成。从而得出了“志动而为情,情发而为言” (《与友人论陶杜诗书》)的结论。这个观点对于文学产生的根源有较为正确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由于彭端淑曾醉心制义和古文,受先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加之“崇实黜浮”的先辈遗训谆谆在耳,这些又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无法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潭。

  彭端淑曾说,“作文之道有三:曰学、曰识、曰才”,“才”即作者的文学才能。彭端淑指出:“才有大小,授于天而不可强加者也”,“才固授于天者也”(《文论》)。他认为司马迁、韩愈之所以能“网罗古今,洞悉情事”,是因为“天实授以绝人之才”(《文论》)。这些观点片面肯定作者的个人才能,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努力,与“有德者必有言”(程颐《语录》)的程朱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了其世界观中的局限性。

李吉甫

  (758~814) 唐宪宗时宰相,地理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赞皇县)人。父栖筠,唐代宗朝为御史大夫。吉甫以门荫入仕,德宗时,任驾部员外郎,颇为宰相李泌、窦参推重,后出为刺史。宪宗即位,征为考功员外郎、知制诰。不久,入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得宪宗信任。元和元乐(806)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刘辟据蜀,宪宗和宰相杜黄裳想发兵征讨,未决。吉甫密赞其谋,并请征发江淮军队,从三峡入川,以分刘辟之力,宪宗从之,同年,西川平。次年,吉甫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因赞助平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之乱,以功封赞皇县侯,徙赵国公。三年,发生了一起贬谪制科考官和压抑对策高第的牛僧孺等的事件,吉甫因此遭到舆论指责(见牛李党争)。吉甫与御史中丞窦群不睦,为窦群所劾,遂自请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川北)节度使。在淮南三年,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数千顷,又修浚漕渠,使其畅通。六年,吉甫复入为相,奏准精简冗官八百零八员,吏一千七百六十九员,废京城诸僧的庄田、水?免税主特权,以减轻贫民负担。他还恢复了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到天德(今内蒙古五原东)的废馆(驿站),重新设置久废的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修筑天德军旧城,加强北方防御。

  安史之乱平定后,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吴少阳跋扈不臣。元和九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吉甫认为淮西在内地,不能依照河北强藩父死子继的惯例,主张乘时进取,此议与宪宗意合。征伐淮西的策划由吉甫负责,但他于同年暴疾死。宰相武元衡、瑁村害等坚持讨伐,终于十二年平定淮西。

  吉甫深明时政,为相时多所建树,著有《元和国计簿》十卷(已佚),汇总全国方镇、府、州、县之数与户口、赋税、兵员之状况;《百司举要》一卷(已佚),阐述职官源流职掌;《元和郡县图志》,为地理名著,深为后世学者所称道。李吉甫是唐代名相李德裕父亲。

  【评价】

  由于李吉甫史地知识渊博,又系当朝宰相,不少资料都是他亲知、亲闻、亲历的,加之精研刻意而作,使得《元和郡县图志》内容翔实丰富,真实可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宋代方志学家程大昌认为,此志是李吉甫“当国日久,乃始纂述”。“此于唐家郡县疆境、方面险要,必熟按当时图籍言之,最为可据”。

  宋代的洪迈在《元和郡县图志》跋中说,“宪宗张于浴堂门壁,每叹日‘朕日按图,信如乡料’则其所著书,盖已见之行事矣,岂直区区纸上语而已哉”。

  南宋王象之撰写的《舆地纪胜》内容丰富,取材广博,其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元和郡县图志》。

  清代的孙星衍认为该志“载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书,合于经证,无不根之说,诚一代巨制。古今地理书赖有此以笺经注史,此其所以长也”。

  当然,该志并非尽善尽美,毫无缺憾。比如,志中不记载唐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户口;所叙沿革间或失简,且稍嫌零乱;对于山川也缺乏整体记载,间或有因袭旧说和疏漏之处。但这是其小疵,瑕不掩瑜。至今,《元和郡县图志》对于人们了解当时全国形势、各地沿革变迁、户口变动、物产分布、交通状况以及相关的史实,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张彪

  张彪【唐】 (约公元七四九年前后在世)字不详,颍上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玄宗天宝中前后在世。性高简。与孟云卿为中表,俱工古调,又善草书。应举不第,适逢丧乱,奉老母避地隐居嵩山,供养至谨。时与杜甫往还,甫颇推重,赠诗有“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买堪贫”之句。

颜令宾

  颜令宾是唐代名妓,不但能奏乐唱歌,吟诗作画,而且熟知古今名人轶事,谈吐风雅多趣,气质又特别高贵娴雅,她一出场总能带来满室春风,使每位客人都兴致勃勃。颜令宾待客对达官显贵并不十分热衷,但对文人雅士却非常礼遇,因此有许多文人名士朋友,彼此诗文酬唱,常能与他们通宵达旦地品诗清谈。当时长安的文人都以能参加颜令宾主持的文酒之会为荣幸。而颜令宾的箱笼中则贮满了要好客人的诗笺和字画,她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自己无价的财富,而对金银珠宝却看得很淡,在青楼女子中别具一格,好似青莲出污泥而不染。

周墀

  周墀(796-855)

  [唐]字德升,汝南(今河南汝南)人。进士。长史学,属辞高古。武宗(八四o至八四六)时官中书门下平章事,终尚书右仆射。工小篆,见称一时,字画颇佳。尝舆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校雠经籍刊于石。《唐书本传、郑覃传书小史》

  生平

  周墀父周霈早逝,由母纺织劳作抚养成人。因此他对母亲很孝顺,又知刻苦用功,勤奋学习。

  长庆二年(822)他赴京科考,中进士,即留京?长安 任职。太和九年(835),累迁官至监察御史、起居郎。文宗皇帝很器重他,拜为集贤殿学士,转考功员外郎。会昌元年(814),武宗即位,周墀历任华州(今陕西华县)、鄂州(今湖北武昌)、洪州(今江西南昌)刺史、御史中丞、鄂州观察使等职。其间,他检举刺史的不法行为,消灭横行的大盗,出兵镇守彭蠡湖,军纪严明。大中元年(847)任检校礼部尚书、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郑滑观察使等职。在此期间周墀行令更加严明,即便是有丰富经验的老将,如有不遵循号令的行为,照例要受到鞭挞的惩罚,因此全军大治。这事被朝廷知道后,封周墀为上柱国,食邑三百户。大中二年(848),因善于治军,入朝任兵部侍郎。不久以本官与马植同平章事(即宰相),监修国史。

厉玄

  【作者小传】:厉玄,登太和二年进士第,官终侍御史。姚合同时人。诗五首。